2019勞動金像獎徵件首獎回娘家:我們是關注勞權的共犯集團

 

撰文/翁煌德、攝影/楊詠盛

2019勞動金像獎徵件記者會
首獎回娘家:我們是關注勞權的共犯集團

 

今年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第13屆「2019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」開跑記者會,除了邀請到知名導演、演員陳文彬以活動代言人身分出席外,也特別請來近三屆首獎作品得主和代表蕭立峻導演、蔡崇隆導演、賴以博攝影師回娘家,暢談他們的紀錄片創作理念,以及勞動金像獎的鼓勵對他們造成的影響。

 

受邀擔任活動代言人的陳文彬以《不能沒有你》男主角的形象為人所知,在天橋上抱著女兒嘶喊「社會不公平」的畫面相當震撼人心,但其實陳文彬早在1980年代的鹿港反杜邦運動開始就身體力行地參與大小社會運動,堪稱無役不與。但導演一開場便強調自己上街並不是為了什麼社會公義的理想,而是社會就是如此不公義,自然就是會被捲進去的。

 

陳文彬說,不管我們在這個社會上站在什麼位置,都不能忘記自己是一個勞動者,雖然過去曾任彰化縣文化局局長,他依然稱自己為「高級臨時工」,強調工人不需要分有錢或沒錢,工人在這個社會結構就是在面對種種壓迫。他說自己過去長年站在最前線,最令他難忘的就是新坡罷工,當時的工會領導羅美文在封鎖線前支撐很久,但仍有許多工人在資方的壓力下還是選擇復工,在大雨之下,低著頭走進工廠。他說現場人與人的眼神、氣息和沒有說出口的台詞都很清楚,對他而言,拍攝這樣的紀錄片是很殘酷的,後來他也將這些經驗轉化成劇情片拍攝的養分。

 

「當導演也沒有什麼了不起,導演兩個字好像很炫,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當導演,有支手機就能當導演,但我覺得很棒,希望每個人都能拿起你的手機,然後紀錄你身邊的故事,或者是記錄你自己的故事。」陳文彬總結道。

 

為《水路-遠洋紀行》擔任攝影的賴以博對陳文彬所言非常認同,他說其實手機紀錄下了的影像其實相當珍貴,許多漁工也都有利用手機拍攝工作現場的習慣。但他也說,由於多數出海漁工皆為外籍移工,所以這些人的「作品」多半都是直接上傳到他們自己的臉書,反而看到的可能是他們東南亞的親朋好友。台灣漁船的工作現場,台灣人都沒有機會看見,這在他眼裡看來顯得有點諷刺。在與導演盧昱瑞的合作之下,他們終於得以呈現台灣觀點下的遠洋漁業現場。而勞動金像獎的肯定也讓他與導演能夠繼續追蹤船員,持續以作品促進社會對話。

 

2017年以《再見,可愛陌生人》榮獲首獎的蔡崇隆導演也附議陳文彬的發言,他強調「導演也是影像勞動者,導演也是勞工」。由於積極參與工會運動,蔡崇隆對自己要求也更高,「因為工會幹部很容易被挑毛病和打壓,所以你就要表現更好」他說。

 

當年蔡崇隆與妻子阮金紅聯合執導的《再見,可愛陌生人》記錄了一群來自異地、被貼上非法標籤的勞工朋友,讓觀眾重新認識這些移工的處境。但他說自己一開始從來沒有想到要把作品送去參加勞動金像獎,是因為看到蕭立峻導演以富士康勞工處境為題的《機器人夢遊症》獲獎之後,讓他大感意外。「北市勞動局有一個高度喔!」他感嘆。

 

「我來投是來測試官方對移工的看法是怎麼樣,評審如果肯定了,對外籍移工的態度是什麼。我最後是欣慰的,因為最後就事論事的得獎了,也等同間接肯定了這些移工對台灣經濟的貢獻。雖然目前在制度和法規上他們是被壓迫的,比較沒有被看見的,但這是一個間接的鼓勵。」蔡崇隆說。

 

不過蔡崇隆仍有一件憾事,他說當初作品為了放上網而只好為片中的非法移工打上馬賽克。對他而言,這些人會面臨到這樣的處境,是出自於體制的缺陷,並不是他們的問題。上了馬賽克好像是他們做錯事一樣,這對他而言是比較遺憾的。目前他的新作《槍響之前》繼續聚焦在移工問題,從兩個故事出發去談背後的體制問題,希望更觸及到結構,而不只是單純的人物故事而已。

 

蕭立峻導演則表示,自己在拍攝《機器人夢遊症》時還是菜鳥,若不是監製蔡崇隆引領他進入工人的世界,他的作品恐怕也無法完成。

 

《機器人夢遊症》近幾個月因為故事的「主人翁」郭台銘參選總統而獲得不少主流媒體報導,片中記錄了當時沸沸揚揚的富士康跳樓事件,蕭立峻甚至親身訪問到一名跳樓未死的員工。但蕭立峻澄清說,其實當時他的目標不是要拍富士康,而是因為在金融風暴之後,許多科技廠的勞動狀況都出現問題,剛好富士康的跳樓事件發生了,他稱自己當時是「不得不拍」,也沒有想到作品後來獲得這麼大的迴響,他笑稱勞動金像獎手獎的殊榮讓他好一陣自不用賺錢。但他也坦承在巡迴放映過程中,其實面臨了不少質疑。

 

蕭立峻說:「這個片子公開放映之後,很多人挑戰我,很多人都會說富士康自殺機率來說又不大,或說跳樓下去的工人為何不如不要做,而要選擇去跳樓,『不爽不要做』,像許多人現在針對長榮罷工的質疑這樣。但這真的有這麼簡單嗎?工人有這麼多選擇嗎?我都說機率不能看到每個人他的樣子,機率不高,富士康就沒有問題嗎?」

 

蕭立峻認為現在一旦發生勞工自殺,資方常常都以「勞工本來就有病」搪塞,但他認為真正使人生病的其實就是這個不人性的體制。蔡崇隆則說關於勞動權益問題,中央當然要負上一定責任,不過台灣工會組成率非常低,勞動意識低落,他認為勞工也該當自強,勇於出來組成工會。

 

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陳惠琪副局長所言可為活動作出總結,她說「勞動」兩個字都由「力」所組成,我們每日均在勞動,不管從事什麼工作皆然。今年除了持續舉辦勞動金像獎及勞動影展外,還特別出版工會故事特輯及舉辦工會幹部影像工作坊,希望藉由一系列舉措打開思辯的空間,讓大家認識臺灣的勞動環境並關心自身的勞動權益。

 

巧妙的是,這次座談的與會者,蔡崇隆和陳文彬屬於同一個世代的紀錄片工作者,而賴以博和蕭立峻相較之下屬於新世代。蔡崇隆戲稱「我們是關注勞動議題的共犯集團」,惹得全場哄堂大笑。他說:「勞動金像獎這個獎想如果能維持這個專業度,我是很支持的,不管是老的、年輕的,影像勞動者的共犯最好越多越好!」

 

以上文章轉載自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,網址https://www.civilmedia.tw/archives/90378